14. 爱或许不是万能灵药

即便在那些孩子们对自身生活拥有很大自主权的地方——如学校、集体营地、游乐场——也常会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总有那么一类孩子，他们不断地惹是生非、戏弄挑衅、寻衅滋事、霸凌伤人。George Dennison 在他的《儿童的生命》（The Lives Of Children）一书中，便写过一个这样的例子：First Street 学校的Stanley。他约莫十二岁，无论到哪儿都麻烦不断，从未消停过。当局告诉这个学校的老师们，倘若 Stanley 在这里也待不下去，那他最终的结局恐怕就只有被送进某种少年管教机构了。学校里其他的孩子坚决反对，恳求大人们不要让他进来，说他会把这里搞得一团糟。大人们还是收留了他，希望能帮到他。但是，孩子们是对的：学校确实无法给予他所需要的帮助（倘若那真是他所需要的话），而在校方最终痛下决心请他离开之前，他真的差点就把学校给毁了。

Herb Snitzer，在他的书 Today Is for Children, Numbers Can Wait 中，讲述了他在 Lewis-Wadhams 学校遇到的四个问题学生——Steve, Donald, Tim, 和 Jason。Steve 是个没人疼、没人要的胖男孩，自居为大家的笑柄，并像所有这类人无异，是个惯于拿他人取乐的刻薄之徒。Donald 被焦虑的父母逼着长大，他天资聪颖，个子很小，然而他总做将他渴望又需要的关爱与认可拒之门外之事，并总是试图通过支配他人来弥补他自身所缺乏的、Erich Fromm 称之为「内在力量」（potency）的东西。Tim 是个身形瘦长、外形欠佳又举止笨拙的男孩，他有「……一个极为务实的母亲，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大部分时间都缺席的父亲，即便在场也心不在焉——他是一位富有想象力、成就斐然且全心投入的科学家，堪称心不在焉教授的典型。」简而言之，Tim 是Erik Erikson那段观察的绝完美印证：许多年轻人宁愿坏事做绝，甚至宁愿死去，也不愿感觉自己一文不值。至于 Jason，那个六人捣蛋团伙的头目——我们始终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在蚕食着他。但他想方设法让其他孩子的生活苦不堪言。下面在一次学校会议上，孩子们谈论他及其他恶霸的对话：

「我觉得霸凌就是找人当替死鬼，为的就是避免自己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

「为什么非得有替死鬼呢？」

「 嗯，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也许那些欺负人的男孩在来这里之前，也在别的地方背过黑锅，所以他们觉得在这里也会被针对。」

「如果他们觉得没人在乎他们……」

「你要怎么去关心一个整天打你、威胁你的人？」

「嗯，你可以假装和他们是一伙的。比如，他们揍别人或把谁弄哭的时候，你就在一旁瞎起哄、大笑。如果你表现得像跟他们一帮的，你就会觉得下一次就不会轮到自己了。」

「我一见他们来就溜。」（一个小不点儿说。）

一阵笑声。而后是愤慨：

「我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对我来说，这挺难过的。我是说，为那些校霸们感到难过。人们为了自保，就假装喜欢他们，或者跑开躲起来，要么就是一动不动，希望别被他们注意到。我觉得这样子很可怜。倘若他们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想喜欢他们呢？那样会不会更有用？」

「嗯，他们毕竟是这个集体的一份子。」

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他们。

「 我想我们大家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确实在乎他们，他们不该认为我们只顾自己。我们同样真心在乎他们，正因如此我们才召开此次会议，想帮上忙。所以，光是知道这一点不就会有帮助吗？我是指……」[第 142 页]

这种对待过错的态度远比我们在大多数成年人身上所能见到的更为宽容体谅。不过，学生们后来确实投票决定开除 Jason 。面对同学们的关切，Jason 作何回应？他说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使出浑身力气狠狠地揍 Herb Snitzer （记录此案例的作者）一顿，倘若真能做到，真的能让 Herb 吃点苦头，或许自己就能停止霸凌了。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 Claud Crawford 曾任密歇根州道格拉斯市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并同时主持一项颇为成功的项目——该项目把处在传统和开放两级的班级融合于一校之内，直到被一个组织有素的右翼少数派搅黄。他给我讲过一个五年级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很穷，和家人最近刚从阿巴拉契亚山区搬到密歇根。而且，由于他学无所成，不得不留级一年多，他是年级里年龄和块头最大的孩子。几乎一进班，他便成了欺凌他人和惹是生非的中流砥柱。其他所有孩子都惧恨交加。老师起初竭力应对，但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把这孩子往校长办公室送了。经过数次谈话，Crawford 终于说服了这个男孩：其他孩子讨厌他、不愿与他来往的原因，或许并非是他穷或口音不同，而仅仅是因为他对他们太刻薄。倘若他试着变得更乐于助人、更友善，或许许多其他孩子也会开始对他友好起来。男孩说他愿意试试看。一段时间内情况确实好转，他再也没去校长室故地重游，老师也说他和其他孩子相处愈发融洽。然而，大约一个月后，男孩故态复萌，又开始欺负同学。很快他再次被叫到校长室。Crawford 对他说：「我原以为你已决定要试着和其他孩子和睦相处，和他们交朋友，而且进展顺利。现在看来，你似乎决定回到老样子，回到与所有人为敌的老路上了。是这样吗？」男孩承认了。Crawford 追问原因。男孩思索片刻后答曰：「这样更安全。」

这段故事背后或许还有我所不知的隐情，甚至连 Crawford 本人也不曾察觉。或许这个男孩在试图与其他孩子交朋友时，遭遇了无法跨越的障碍，更无法相信自己终有一日能成功做到。或许随着他对其他孩子日益了解，他（以及他们）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诸多方面——而孩子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并不喜欢事物太过「不同」。或许，他对自己的贫穷变得更加敏感，并为此羞愧难当。或许，其他孩子的父母告诫他们，这个又高又穷的孩子不配称为玩伴。或许男孩用的贫穷与阅历淬炼出的苦涩智慧，他看清了随着年岁增长，自己与同伴间的鸿沟只大不小。又或许，倘若他能多些耐心与信心，一切本可迎刃而解。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男孩退缩回蓄意失败的策略——论在校内外，无数的孩子与成年人都惯于使用这种策略来保护自己，规避因无法实现初心而带来的失望、屈辱、羞耻与痛苦。这个男孩拥有远超年纪的世故，或许就像在 Lewis-Wadham 学校乃至许多别处的校霸一样，他清楚地意识到：与其尝试那些从未做过、不知能否做到、更没理由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比如与人为善、赢得他人喜爱与信任——不如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与人为敌、收获别人的憎恨恐惧——这样反而更安全。

1965 年春天，在 Summerhill 学校的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一个八岁左右的男指控另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欺负他。他说那个大一点的总是找他麻烦，跟着他，嘲弄他，侮辱他，推搡他，打他。那个大一点的男孩正靠墙站着，离会议人群稍远。主席问他，小男孩的指控是否属实。大男孩没有否认。主席随即质问：「你怎么老是欺负这个孩子？你以前不也被指控过吗？」其他声音也附和道：「是啊，怎么回事？」大男孩咕哝道，是那个小家伙快把他逼疯了。立刻有六七个声音齐声说道：「好吧，那你离他远点。他可没跟着你。你要是看他那么烦，躲着点不就行了。」随后有人指出，既然这事已经多次发生，他们必须想个新办法来制止这个恶霸。众人提议了各种惩罚，但都在利弊相权后被明智地否决了。最终，大家决定，下一次大男孩再欺负小男孩时，小男孩可以立刻召集全校大会来处理此事。至于这是否终止了霸凌行为，我始终不得而知。当时看来，学校似乎找到了人道且明智的解决之道。如今我却不再确定。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当霸凌者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关切的对象时——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他获得的并非惩罚，而是他真正渴求的东西，正是为了获取这种东西他才实施霸凌。没错，关注，这无疑是原因之一。但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这些具有破坏性的人，这些 Stanleys, Steves 和 Jasons 们，在心中这样劝慰自己：「我一无是处，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喜欢我。如果我试图去交朋友，肯定会被拒绝得像个傻逼。所以，我干脆不试了，省得自己尝到失败的痛苦和失望。不仅如此，我还要让他们没有拒绝我的那种得意感，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友谊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并且反正不管我怎么做，这些人迟早都会跟我作对，那我不如先下手为强，提前报复，让他们越难受越好。」于是，这种保护性的故意失败策略演变成报复性策略。这些妄自菲薄者继而想到：我唯一能维护自我、保住一丝自尊的方式，便是让这些人所有「帮助」我的尝试吃瘪——而这恰恰再次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优越得多。于是这个问题少年，再一次被带到学校会议上讨论（我们究竟能为 Jason 做点什么呢？），却正中他下怀——至少在他认为可能得到的所有选项中，这是他最渴望的。时代变了。不再是他恳求众人：「爱我！求求你们爱我！」，而是众人在恳求他：「我们怎样才能帮你？如何让你相信我们关心你？」不再是他乞求他人施予他们有权拒绝的东西，而是他人在乞求，而他——那位不屈不挠、盛气凌人的骄傲王子——则在拒绝、否认、排斥。这宛如遭弃恋人的幻想：他苦乐参半地白日梦中，意淫爱人前来哀求接纳，而自己却悲伤而严厉地拒绝道：「不，你曾有过机会，现在什么也迟了。」这便是这些人在会议上所演绎的白日梦。每当他们惹上麻烦，他们便获得重演这个伟大角色的契机。这是他们唯一的力量和慰藉。

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在像 Summerhill 、LewisWadhams 或 First Street 这样或自由或另类的学校内，彻底失败的可能性也与在最刻板、传统的学校里一样。在一所视所有人考出好成绩为主要任务的学校里，任何做不到这点的人都是废物。但在一所以帮助每个人都快乐、去爱与被爱为主要任务的学校里，无法做到这点的人同样失败。而这种挫败所带来的羞耻与痛苦或许更为深重——因为学生真心认同学校的目标，真心渴望在爱与幸福上取得成功，并且深知每个人都在竭力帮助他，更明白失败时只能归咎于自己。

或许并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像 Tim, Jason, Donald 和 Steve 这样的孩子感到自己被爱的价值。但我们可以为他们创造体验机会，让他们至少在短暂的时光里暂时忘却自己是否值得被爱。

我所听过或读过的最好的毕业典礼致辞，或许也是唯一真正出色的致辞，出自丹佛的 Paul Roberts 院长之口，他在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学校的首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这番讲话。面对一群学生——其中不乏内心痛苦、迷惘困惑、甚至厌恶自我的年轻人——他建议道：（1) 接纳自我，（2) 忘记小我，（3) 找到比自身更重要的事业与关怀。这些话或许老掉牙了，是年轻人会边听边打哈欠的那类唠叨。但许多成年人说来或许像陈词滥调的成长金句，在此情此景下却显得如不刊之论。当 Dean Roberts 告诫学生要接纳自我而后忘却小我时，他所言之事令这些学生不得打起万分精神对待——他们向来沉溺于他人眼中自己的形象，尤其纠结于糟糕的外表。因为他是我们见过最其貌不扬的人之一。这种扭曲的五官，只有在那些重伤毁容、被外科医生一针针缝合起来的脸上才能见到。事实上，Dean Roberts 已全然地接受并遗忘了自己那张惊人的丑脸，以至于与他共处片刻之后，你也会彻底忘记了这一点，眼中只剩下一位宁静、仁慈、友善的男子。致辞伊始，他便自嘲讲了个笑话，那种自得其乐的样子，丝毫没有博取同情的意思，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放开了哈哈大笑。他说，丹佛有句俗话，Dean Roberts 绝不会两面三刀，因为要是他真有两张脸可选，肯定不会戴着现在这张出来见人。他讲得妙趣横生，而这话出自这位相貌丑陋得连最自卑自厌的学生都难以想象的男子之口，更令其言辞分量倍增。

当然，接纳自我并遗忘小我并非易事，即便刻意为之亦然。正因如此，他建议的另一部分才至关重要——找到比自身更重要的事业与关怀。我二十岁出头时，我的整体感觉是自己没什么人爱，也不值得被喜欢。我身上几乎找不出什么优点，讨厌自己的地方反倒是一大堆。帮助我走出这个困境的，并不是大家围坐在我身边，告诉我「你很好」、「我们爱你」这些话。恰恰相反，是我很幸运——或许还靠着某种自救的本能——找到了一份需要倾注我全部精力、技术和注意力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得做好，且它意义重大——不仅对我，而是对很多人都有大用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二战期间的一艘名为「巴贝罗号」（U.S.S. Barbero (SS317)）的潜艇上担任军官。第二份，则是在战后六年里为世界联邦政府运动而工作。

在这两份工作中——后者尤甚于前者——当我与众多志同道合者共同投身于一项看似意义非凡的事业、并倾注了全部才智与精力时，竟忘却了自我。至少，我忘却了那个成长中如影随形、令我厌恶的「自我」。在这六年里，我四处奔走，结识了许多人，与他们共度时光，我们围绕着世界政府这个构想展开讨论和写作——它有什么意义、怎样才能实现，以及如何说服更多人加入我们，一同努力。我们一起商量，他们怎样成立并管好各个地方分会，以及怎么筹款、怎样把会开得更有效、怎么找到更多人加入、如何扩大影响，接触到更多受众。就在这种探讨、打拼和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真正的密友，他们是真心喜欢我。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间遵循了 Dean Roberts 的建议。因为我当初选择加入潜艇队也好，投身世界政府运动也罢，并非为了解决个人问题。我做这些工作，纯粹是因为它值得去做。

这当然是我们这些怏怏不乐的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之一。社会上值得投入全部精力、能让人心安理得地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似乎少之又少。我们周围人们从事的大多数工作，要么枯燥乏味、毫无挑战、令人厌倦且愚蠢至极，要么甚至不诚实或具有破坏性。我们所知的那些正义事业，似乎都注定要失败，而让一个已感觉自己一败涂地的人，与其他失败者共事并一败到底更无济于事。世界政府事业曾令我热血沸腾，值得呕心沥血——是因为至少在多年间我们坚信只要工作得当，便有望实现它。

这些心有不满且带有破坏性倾向的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重温童年阴影的机会，而是一个彻底远离过去、开启全新生活的契机。他们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更狭小、遮风挡雨的空间，反而是一方足够广阔的天地。没准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可能也偶尔需要一个微小而安全的港湾，让他们得以藏身、休憩，重新积攒力量与勇气。但这个庇护所、这擎小小的保护伞，只是偶尔为之的歇脚点。绝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者，那些不幸的人更需要一个足够宏大的世界，以便他能在其中找到某件可为之事，从而使他能够接受自我并忘记小我。

我熟识的一个男孩就读于一所小学校，虽不如 Lewis-Wadhams 或 Summerhill 那般宽松友善，但也算是个不错的地方。然而，在他十岁、十一岁、十二岁那几年，他在那里过得并不快乐。那些焦虑又热心的成年人，总是围绕着他打转，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在追问他到底怎么了，他们能帮上什么忙。这种过度关注不仅没有让他感觉更好，反而让他产生了迫切的渴望： 他想找到一个角落，一个能够让他生存的空间，在那里人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懒得去管他开不开心。要是他们能不再关注他的难过，或许他自己也就释怀了。

许多年轻人，尤其是许多不快乐的人，都渴望并需要一个助人的机会，用 Peter Marin 的话说，就是为了感受「自己是活着的、有用的、被需要的」。Lynn Converse曾与 Peggy Hughes 一道，在 Charlestown （波士顿的一部分）创办了一个废料建造的冒险游乐场，向我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公共住房项目里的故事：她在那里的一间空置公寓里，负责辅导放学后的孩子们。她的这群孩子里，也有小霸王和捣蛋鬼。但她说，其中最头疼的是两位八九岁的、强壮又活泼、聪明又无法无天的男孩——只要有机会帮她完成一些难事，他们就会变得非常乐于助人、积极配合，而且非常开心。那必须是真正且困难的工作——不能是为了逗他们开心或防止他们捣蛋而编出来的活，也不能是她自己随手就能完成的小事。但如果她需要搬运重物，或是需要技巧和力气才能完成的活，这两个孩子就会竭尽全力、用心地，而且不知疲倦地干，直至任务完成。 完事后，他们会休息一会儿，然后又回去继续捣蛋了。

在新环境里开启新生活，这正是我们所有人不如意时最渴望的事情。小孩子做事情不顺时，会喊一声：「等等！」他们是在对谁说？他们是告诉时间：倒流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个最清晰地感受到时势与境遇给了我第二次机会的瞬间。大学毕业后（那段日子我过得并不开心），我去基韦斯特的潜艇学校待了三个月，那地方我更不喜欢。三个月期满，我前往康涅狄格州的 New London，向潜艇军官学校报到。那是一个晴朗凉爽的美丽秋夜。当我们沿着山坡走向单身军官宿舍时，我心中涌起一股澎湃的冒险欲和希望，眼前崭新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倒谈不上自诩从此就能主宰全局，而是那份重获新生的悸动，尤其是有机会步入一个无人认识我、因而也无人对我抱有成见的世界。这比起重溯童年，甚至比爱情更甚，这份得以重新开启人生的契机，或许才是诸多失意灵魂真正的不可或缺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