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爱，或许不能治愈一切

即便在那些孩子们对自身生活拥有相当控制权的地方——如学校、营地、游乐场——也常常对某一类特定的孩子束手无策，就是那种总是惹是生非、戏弄挑衅、寻衅滋事、霸凌伤人的孩子。George Dennison 在他的《儿童的生命》一书中，便写过一个在第一街学校的此类孩子。他名叫 Stanley，约莫十二岁，无论身在何处，他总是麻烦缠身，且从未消停。当局告诉第一街学校的老师们，倘若 Stanley 在这里也待不下去，那等待他的，除了某种形式的牢狱，便别无他途。学校里其他的孩子恳求大人们不要让他进来，说他会毁了这里。大人们还是让他进来了，希望能帮到他。但孩子们是对的：学校无法给予他所需要的帮助（倘若那真是他所需要的），而在他们最终下定决心请他离开之前，他几乎真的毁了那个地方。

Herb Snitzer，在他的著作《今日属于儿童，数字可以等待》中，讲述了他在刘易斯·瓦德汉姆斯学校遇到的四个这样的捣蛋鬼——Steve, Donald, Tim, 和 Jason。Steve 是个没人爱、没人要的胖男孩，自封的笑柄，并且像所有这类人一样，惯于拿别人的痛苦开恶毒的玩笑。Donald 是个在焦虑父母逼迫下长大的孩子，他非常聪明，个子很小，其所作所为却总是将他渴望且需要的关爱与认可推开，并总是试图通过支配他人来弥补他自身所缺乏的、埃里希·弗洛姆称之为「内在力量」（potency）的东西。Tim 是个瘦长、难看又笨拙的男孩，他有「……一个极为务实的母亲，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场的父亲，即便在场也心不在焉——那是一位富有想象力、极为成功且专注的科学家，堪称心不在焉教授的典范。」简言之，Tim 是埃里克·埃里克森那段观察的绝佳例证：许多年轻人宁愿坏事做绝，甚至宁愿死去，也不愿感觉自己无足轻重。至于 Jason，那个六人恐怖团伙的头目——我们始终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在折磨着 Jason。但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其他孩子的生活苦不堪言。下面是孩子们在一次学校会议上谈论他及其他恶霸的对话：

我觉得霸凌就是把别人当成替罪羊，这样你自己就不会成为那个替罪羊。

为什么非得有替罪羊呢？

嗯，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也许那些欺负我们的男孩，在来这里之前，也在别的地方被当成了替罪羊，所以他们觉得在这里也会是。

如果他们觉得没人在乎他们……

你要怎么去关心一个整天打你或威胁你的人？

嗯，你可以假装。比如，当他们打别人或把别人弄哭的时候，你就在一旁起哄大笑。如果你表现得像跟他们一伙的，你就会想，下一次就不会轮到你了。

我一看到他们来就跑。（一个小不点儿说。）

（一阵笑声。而后是愤慨：）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笑的。对我来说，这很可悲。我是说，对那些恶霸而言很可悲。人们为了不受伤害，就假装喜欢他们，或者跑开躲起来，或者一动不动，希望不被注意到。我觉得这很可悲。倘若他们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想喜欢他们呢？那样会不会更有帮助？

嗯，他们毕竟是这个集体的一份子。

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确实在乎他们，他们不该认为我们只在乎自己。我们也真的在乎他们，这便是我们开这次会的目的，想帮帮忙。所以，光是知道这一点，难道不就会有帮助吗？我是说……[第 142 页]

这是一种对过错远比我们在多数成年人身上所能见到的更富理解与宽容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学生们在那年晚些时候，确实投票决定将 Jason 开除。而 Jason 对他同学们的关心，又是如何回应的呢？他说，他真正想做的，是使出浑身力气，狠狠地揍 Herb Snitzer 一顿，倘若他能做到，能真的伤到他，或许他就能停止霸凌了。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Claud Crawford，是密歇根州道格拉斯市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同时也是一个项目的主管。那个项目曾成功地将极为传统与极为开放的班级并存于一校之内，直到被一个有组织的右翼少数派所终结。他给我讲过一个五年级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很穷，他和家人最近刚从阿巴拉契亚山区搬到密歇根。而且，由于他学业不佳，不得不留级一年多，他是年级里年龄最大、个子最高的孩子。几乎一进班，他便成了主要的恶霸和捣蛋鬼。所有其他孩子都厌恶并惧怕他。老师起初尽力应对，但很快便开始将这男孩送交校长处理。经过数次谈话，Crawford 成功说服了这个男孩：其他孩子不喜欢他、不愿与他来往，或许并非因为他穷或口音不同，而仅仅是因为他对他们太刻薄了。倘若他转而尝试变得更乐于助人、更友善，或许许多其他孩子也会报以友善。男孩说他愿意试试。有段时间，情况好转了，他再也没被送进校长室，老师也说他和其他孩子相处得好多了。然而，大约一个月后，男孩故态复萌，又开始欺负别人。很快，他又回到了校长室。Crawford 对他说：「我原以为你已决定要试着和其他孩子和睦相处，和他们交朋友，而且一切都进展顺利。现在看来，你似乎决定要重蹈覆辙，回到与所有人为敌的老路上了。是这样吗？」男孩答道，是的。Crawford 问他为何。男孩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更安全。」

这个故事的内情，或许远比我知道的，甚至比 Crawford 知道的，要复杂得多。或许，在尝试与其他孩子交朋友时，这个男孩遇到了他无法逾越、也自认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或许，随着他对其他孩子日益了解，他（以及他们）都越来越意识到，他在诸多方面是何其不同——而孩子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并不喜欢太过「不同」。或许，他对自己的贫穷变得更加敏感，也更加羞愧。或许，其他孩子的父母告诉他们，这个又高又穷的孩子，并非合适的玩伴。或许，凭着贫穷与阅历所带来的那份苦涩的智慧，这个男孩预见到，随着他日渐长大，他与其他人之间的鸿沟，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愈发扩大。又或许，倘若他能有多一点的耐心与信心，事情本可以圆满解决。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便是，这个男孩退回到了蓄意失败的策略之上。无数的孩子与成年人，无论在校内外，都惯于使用这种策略，来保护自己，免于因无法实现初衷而带来的失望、羞辱、羞耻与痛苦。这个男孩，以他的年纪而言已颇为世故，或许就像刘易斯-瓦德汉姆斯及许多别处的恶霸一样，他清楚地看到，去做他知道自己能做到的事——树立敌人，让人们憎恨并惧怕他——远比去尝试做他从未做过、不知能否做到、也无理由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结交朋友，让人们喜欢并信任他——要安全得多。

1965 年春天，在夏山学校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一个约莫八岁的男孩，指控另一个约莫十一岁的男孩霸凌。他说那个大一点的总是找他麻烦，跟着他，戏弄他，侮辱他，推他，打他。那个大一点的男孩正靠墙站着，略微偏离与会的大部队。主席问他，小男孩的指控是否属实。大男孩没有否认。主席接着说：「你怎么老是欺负这个孩子？你以前不也被指控过吗？」其他声音也附和道：「是啊，怎么回事？」大男孩咕哝着说，是那个小家伙快把他逼疯了。立刻有七八个声音说道：「好吧，那你离他远点。他又没跟着你。你要是看他那么不顺眼，就躲开他。」然后有人指出，既然这事已发生过多次，他们必须想个新办法来制止这个恶霸。有人提议了各种惩罚，但都被明智地否决了，因为那可能弊大于利。最终，大家决定，下一次大男孩再欺负小男孩时，小男孩可以立刻召集一次全校大会来处理此事。这是否制止了霸凌，我不得而知。当时看来，学校似乎找到了一种人道且明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今，我却不那么确定了。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那个恶霸，作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与关心的对象，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得到的，或许并非惩罚，而是他想要的东西——某种他正是为了得到才去霸凌的东西。是关注吗？是的，当然是。但远不止于此。

这些具有破坏性的人，这些 Stanleys, Steves 和 Jasons 们，在心中对自己说：「我一无是处，绝不会有人喜欢我。倘若我试图去交朋友，定会遭到拒绝，沦为笑柄。因此，我绝不尝试，我要让自己免遭失败的失望与痛苦。而且，我还不让他们得到拒绝我的那种满足感，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根本不屑于要他们的友谊。并且，无论我做什么，这些人迟早都会与我为敌，所以我不如先下手为强，提前报复，让他们尽可能地难受。」于是，那套起保护作用的蓄意失败策略，便演变成了一套泄愤报复的策略。这些自我憎恨者继而又想：我能维护自我、保住一丝自尊的唯一方式，便是挫败这些人「帮助」我的一切企图——而这恰恰再次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优越得多。于是，那个坏孩子，再一次被带到学校会议上讨论（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来帮助 Jason 呢？），他正在得到他想要的，或至少是，在他认为自己有任何机会得到的所有东西中，他最想要的东西。他已扭转了乾坤。不再是他恳求众人：「爱我！请爱我！」，而是众人在恳求他：「我们怎样才能帮你？我们怎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在乎你？」不再是他乞求他人施予他们有权拒绝的东西，而是他人在乞求，而他——那个不屈的、高傲的、骄傲的王子——则在保留、拒绝、回绝。这就像被拒的恋人所做的幻想，他带着苦涩的快感，幻想着心爱之人前来恳求自己接受，而自己则悲伤而又严厉地拒绝这些恳求，说道：「不，你曾有过机会，如今为时已晚。」这便是这些人在会议上所上演的白日梦。每当他们惹上麻烦，他们便得到一个新的机会，来扮演这个伟大的角色。这是他们唯一的权力和慰藉。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一个人在像夏山、刘易斯·瓦德汉姆斯或第一街学校这样的自由或另类学校里，也可能失败得与在最刻板、最传统的学校里一样彻底。在一所以让每个人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为主要任务的学校里，任何做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失败者。但在一所以帮助每个人都快乐、去爱与被爱为主要任务的学校里，任何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同样是失败者。而这种失败所带来的羞耻与痛苦，甚至可能更深重，因为学生是真心认同学校的目标，真心渴望在爱与幸福上取得成功，并且知道每个人都在真心试图帮助他，因此当他失败时，他只能归咎于自己。

或许，并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像 Tim, Jason, Donald 和 Steve 这样的孩子，感到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我们或许能做的，是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一些经历，在其中，至少能有片刻，他们可以忘记自己是否值得被爱。

我所听过或读过的最好的毕业典礼致辞，或许也是唯一真正好的，是丹佛的 Paul Roberts 院长在科罗拉多洛基山学校的首届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面对一群学生——其中包括一些极不快乐、迷茫且自我憎恨的年轻人——他说：（1) 接受你自己，（2) 忘记你自己，（3) 找到一件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事，去做，去关心。这些话，或许都足够传统，是年轻人会打着哈欠听的那类说辞。但从许多成年人口中说出，或许听似陈词滥调、无聊说教，在此情此景下，却如真理般掷地有声。在告诉学生们接受而后忘记自己时，Roberts 院长说出了一些他们——那些被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通常是多糟糕的形象）所困扰、所痴迷的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话。因为，他便是我们所有人见过的，最其貌不扬的人之一。唯有在那些因伤病而严重毁容、必须由外科医生一针一线缝合起来的脸上，才可能找到如此畸形的五官。而事实是，Roberts 院长已如此全然地接受并忘记了他那非凡的丑陋，以至于与他共处片刻之后，你自己也忘记了这一点，眼中只见一个宁静、仁慈、友善的人。在他的演讲伊始，他拿自己开了一个玩笑，那份幽默，那份全然不带一丝博取同情意味的坦然，让我们所有人只能由衷地与他一同开怀大笑，毫无半分局促。他说，丹佛有句俗话，你可以肯定 Paul Roberts 绝非两面派，因为倘若他有两张脸，他绝不会戴着现在这张。经他之口，这话说得极为风趣，而从这个比任何一个自我憎恨、自我鄙视的学生的噩梦都更丑陋的男人嘴里说出，这让他的话语分量倍增。

当然，即便努力尝试，接受并忘记自己也非易事，这便是为何他建议的另一部分如此关键——去找一件事去做，去关心，去投身其中，一件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事。我步入二十岁时，总体感觉自己不怎么被人喜爱，也不值得被爱。我自身鲜有可取之处，却有诸多我深恶痛绝之点。帮助我走出这个困境的，并非是人们围坐着告诉我，我没问题，他们爱我。恰恰相反，是好运，或许还有某种自救的本能，让我找到了那样一份工作，它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技巧与专注，它必须被做好，且它意义重大——不仅对我，更对许多其他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二战期间的一艘名为「巴贝罗号」（U.S.S. Barbero (SS317)）的潜艇上担任军官。第二份，则是在战后六年里，为世界联邦政府运动而工作。

在这两种情况下——第二次甚至比第一次更甚——与众多的人们，为一个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事业而共同奋斗，我们将全部的才华与精力都倾注其中，我忘记了自己。至少，我忘记了那个我从小到大并学会憎恶的「自我」。六年里，我四处奔走，遇见许多人，与他们共度时光，谈论并撰写关于世界政府的文章——它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实现它，我们该如何说服他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谈论他们都在忙于创办或运营的地方分会，如何筹款，如何开好会议，如何招募成员，如何扩大宣传，如何触及更多人。而当我和这些人交谈、工作、生活在一起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成了朋友，挚友，他们是真心喜欢我。后来，听到 Roberts 院长的建议时，我才意识到，我竟在不知不觉中，遵循了他的教诲。因为，我投身潜艇或世界政府运动，并非为了解决我的个人问题。我之所以做那份工作，是因为它似乎值得去做。

这，当然，是我们那些不快乐的年轻人们所面临的部分困境。在这个社会上，值得去做的工作，能让人毫无愧色地倾注全部精力的工作，太少了，或至少看起来太少了。我们周围的人们似乎在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单调、无趣、愚蠢的，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不诚实或具有破坏性。我们所知的那些崇高的事业，似乎都注定要失败，而让一个已感觉自己是失败者的人，去和其他失败者为伍，并不断地失败下去，于事无补。世界政府的工作之所以让我心潮澎湃，之所以值得我倾注全部努力，是因为，至少在最初几年，我们相信，倘若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便有机会实现世界政府。

这些不快乐且具破坏性的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或许并非一个重温他们不幸童年的机会，而是一个远离童年，去全然过上另一种生活的机会。他们需要的，或许并非一个更小、更受庇护的世界，而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或许，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可能也需要时不时地，退入一个极小、极安全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躲藏、休憩，重获一些力量与勇气。但这个避难所，这个受庇护的小世界，只能是偶尔为之。大多数时候，不快乐的人，无论老少，都需要一个足够大的世界，以便他能在其中，找到某件可为之事，从而使他能够接受并忘记自己。

我认识的一个男孩，曾上过一所小学校，虽不如刘易斯-瓦德汉姆斯或夏山那般轻松仁慈，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十、十一、十二岁时，他在那里过得不快乐。焦虑而善意的成年人，不断地在他周围盘旋，或含蓄或直接地问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能为他做些什么。这并未让他感觉好受些。反而让他迫切地渴望找到一个地方，某种生存空间，在那里，人们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根本懒得去管他是否快乐。倘若他们能忘记或忽略他的不快乐，他或许自己也能。

许多年轻人，尤其是许多不快乐的年轻人，渴望并需要一个帮助的机会，用 Peter Marin 的话说，去感受「自己是活着的、有用的、被需要的」。Lynn Converse，曾与 Peggy Hughes 一道，在查尔斯顿（波士顿的一部分）协助创办了一个冒险式废品搭建游乐场，她向我讲述了她放学后在一个廉租房项目的空公寓里，与一些孩子共事的故事。她的孩子群里，也有恶霸和捣蛋鬼。但她说，其中最顽劣的两个——两个强壮、活泼、聪明又无法无天的八九岁男孩——每当有机会帮她做一些真正艰苦的工作时，便会变得乐于助人、积极配合且快乐无比。那必须是真正且艰苦的工作——不能是为了逗他们开心或让他们别惹麻烦而设计的项目，也不能是她没有帮助也能轻易完成的事。但倘若她有重物要搬运，或有需要技巧与精力的活儿要干，这两个男孩便会努力、聪明、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任务完成，之后他们会歇一会儿，然后又回去捣蛋。

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这便是我们所有人，在诸事不顺时，所渴望的。幼儿们，当他们试图做某事却不顺利时，会说：「等等！」他们是在对谁说？他们是在对时间说，说：倒流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起我生命中，最真切地感到时间与境遇给了我另一次机会的那个瞬间。大学毕业后——那段日子我并不怎么喜欢——我去了基韦斯特的潜艇学校待了三个月，那段日子我更不喜欢。三个月结束后，我前往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向潜艇军官学校报到。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夜，清朗而凉爽。当我们走上一座小山，朝单身军官宿舍走去时，我心中涌起一种非凡的冒险感与希望，一种新生活正在前方展开。并非说我以为从此便能掌控一切。但就是有那种压倒性的、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感觉，尤其是，有机会步入一个无人认识我、因而也无人对我抱有成见的世界。这，或许远比一个重温的童年，甚至远比爱本身，更是许多不快乐的年轻人所需要的。